如果学者们提出的常识主义或者常识化主张是要求我国法律实践活动尤其是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在证据采信、法律事实认定、司法裁判中，都一律以日常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为准而无视、忽视或者弱化法学的科学常识，那这种主张就是需要再检讨的。
在事的维度，法治需要保障乡村振兴事务的有效治理，主要包括村级民主治理和社会组织治理两个途径。国家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提高农村特困人员供养等社会救助水平，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年人以及残疾人、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
乡村振兴的具体事务，包括村庄规划、农田整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村庄集体经济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乡村社会文明建设、弱势群体帮扶等。第四，乡村振兴战略中权的维度。政府应对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统一规划，并以财政为依托进行可持续性供给，具体可采取多种形式。应该说，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乃至于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导致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从而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是城镇化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亟需政府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保障权益救济渠道的畅通。
二是农村建设用地权益的法治保障，既包括农民的宅基地权益，也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权益。这些组织面向社会吸纳资源，包括资金、信息、志愿者等，以倡导宣传、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政策议程为主要目标。法律实践中另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于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它发生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
实用意识的实践论认为法学是一门实践科学，或者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讲究它的实用性。这就是过于强调现实的做法所带来的一个灾难性后果，太过于追求学术的功利性、有用性，到最后反而不能贡献什么。道德实践更多地是依靠一种说教、一种榜样来践行，尤其在中国，我们特别信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希望用人格的力量去感召人们贯彻某一种道德，而且它同时也是直接诉诸于我们的正义、公平或者平等等理念，但法律实践表现出来的却不一样。其共通点都是从研究方法上来理解实践这个概念。
法律实践还有时效性，某些民事诉讼过了多少年以后就不能再提起了，它一般有三年的诉讼时效这样一种制度限制。第二种看法是，在实用主义哲学中，理论只是实践的一种工具，理论从属于实践。
如果要在学术上找一个代表，就是所谓历史的法律史研究，它是黄宗智先生的一种理论主张。这个分析方法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契约就是法的观念，是效率主义的最重要表现，这就是第三种实践论。法律实践的场域最典型就是司法场域，或者说再扩大一点，还有政府的执法场域，它受到空间的限制，它不像道德实践那样无处不在。代表性学说是所谓的法律本土资源论。
比如说，它的合法性，在法律上根本找不到根据，只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颁布了一个文件，[2]据此各级法院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来判案，但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来引用，自己给自己建立了合法性的根据。过去几十年中外学术界对实践的抽象理论概括，无论哪一种理论都具有普遍化的倾向，只是置于中心地位的这种或那种要素不同罢了，然而，各种具体的实践行动却无一例外地不能还原任何理论，换句话说，实践概念与实践行动存在不对称性第四种理解：实证意识的实践论。实用意识的实践论认为法学是一门实践科学，或者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讲究它的实用性。
当然，认知神经科学只是用于解释犯罪行为的学问之一，但是，这至少表现出在法律实践中，存在着多学科知识之间的竞争，这也体现出法律实践与道德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第五种理解：现实意识的实践论。
因而，它不能叫案例，案例应当是真实的，它说理不充分就是不充分，判决当中有瑕疵就是有瑕疵。法律实践中的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社会事实在这里指现存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而规范是指既存的先发国家的法律，因为后发国家包括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制定法律中主要可参考的蓝本是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的法律，后发国家现行的法律体系均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
依规行事而又做事成规的特点使得法律实践是一种在应用规范中同时续造着规范的行动。法律实践还有时效性，某些民事诉讼过了多少年以后就不能再提起了，它一般有三年的诉讼时效这样一种制度限制。道德实践所追求的目标是正确的问题，它强调绝对的正确，而法律实践体现出很强的策略性，尤其是在司法诉讼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说可以进行庭内、庭外和解，以保证能够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所以，法律实践并不是追求绝对的正确——一个理想的、预设的绝对正确性。比如说，在中国，公、检、法、司之间的竞争，党政系统对案件的可能干预，以及民意、媒体对审判的影响等。而法律规范除了义务性规范外，它还有大量的授权性规范。因为人的实践或行动是可变的、模糊的、不确定的。
这个立场指向的是法学研究的方法。历史地看，实践或行动的领域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拓展到整个人类社会行为，最后包括人类的全部行为。
实践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这一观点所突出的一个关键词是中国，它强调从中国的实际，从中国的司法实践出发，不照搬、照抄外国的法律和理论，建立一个所谓的中国法律体系和中国法律理论。
如果我们从论证理论或者从商谈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实践存在一阶论证和二阶论证的划分。实际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现实做法等同于实践，在当前的中国，这表现得尤为明显，不仅是把现实的做法当成是正当的，甚至也把历史上的很多做法进行正当化。
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做实务，当前都特别重视问题意识，似乎没有问题意识，就做不了学问。分析至此，我们便得知，法律实践绝非像使用处方一样应用先发国家的法律和本国预设的法律，而是在借鉴和适用这些法律中续造着法律，法律的最终形成内在于实践，而非先于实践的预设。二是生产，也被称作制作。人们首先遇到的是怎么去理解一个规范，这就是所谓法律方法承担的功能，法律中有许多抽象的概念，如公法中的公共利益[4]、民法中的显失公平、恶意串通，刑法中的正当防卫、严重不负责任都需要具体化，在这个具体化的过程中，适用者把自己对某个概念的理解通过不同方法带进去，而不是直接诉诸于某一种正义观。
所以，法学界这几年对形式主义法学、概念法学，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进入 郑永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实践 。
然而，法学界许多人根本不去问这些指导性案例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正当性，一概假定它是正当的，这就是把现实的做法当做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研究实践，那么，出路在哪里？这就是，有克制地做一般研究，更多转向对各种实践行动的具体分析，分析不同特定实践行动所处的情景和条件，有学者将这种对实践的研究称为从实践理论到实践分析。
四、结论 回到本文的设问什么是法律实践上，假如需要作出一点总结，拟从对学界关于实践研究的一般分析中凸显法律实践的特点。还有人认为行动是行为的子概念，行为包括了有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行为，而行动特指有目的意识的人的行为，如马克斯·韦伯区分意义一意向性行动与反应性、因果性行为。
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强调用实证研究代替之前的思辨研究、规范研究，力图获得一个真实的法律世界，比如说通过大规模的调查，或者是访谈调查、问卷调查，或者是到一个村落里面去，到一个小型的社会里面去观察它的法律的演变，试图从是中来获得应当。事实上，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关于实践与规范的关系是什么，这本身可能就是理论上的一个问题，但是好像都觉得关注理论上的问题没有意义，只有去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才有意义。道德实践的场域可以是任何地方，例如在某个会议场域有会议的道德规则，诸如不能随便地打断别人的发言等。第二种看法是，在实用主义哲学中，理论只是实践的一种工具，理论从属于实践。
当然，这当中对实践哲学影响最大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一直到今天，伽达默尔承接了这个传统，他们既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主张行动是对理论的一种无条件的运用，也不秉持实践出真知这样的立场，而是强调在应用当中来反思理论、规范。当然还有其他的理解，例如法治实践学派，它综合性地体现了上述五种意义的实践观，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或现实的做法，或实证研究的方法，或从问题意识和中国现实出发。
代表性学说是所谓的法律本土资源论。法律实践与道德实践的区别 分析各种具体的实践行动，即分析复数形式的实践，重要内容是分析实践行动的依据与实践行动本身的关系，与在其他实践行动中是理论与实践两结构关系不同，法律实践存在着三结构关系：理论、规范与实践，理论通过规范影响实践，因此，存在于结构中心的是规范与实践。
法律实践构成实践分析的重要对象之一，其全部使命是要解决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这是它与其他实践行动的最重要的区别。实证方法在中国现在风头正劲，正在形成所谓实证法学派，或者叫做经验研究法学，也或是传统意义上的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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